本人不相信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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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昆:对于最近发生的诸般世象,姜纬老弟又有了及时快速地反应,好个快枪手。是篇好文章,大家共欣赏。(此作是原创新文首发,注明)

我不相信

余秋雨近日又发话了:"这17年来,我的目标已经全部达到。中华文化果然成为时代的精神坐标,世界的关注对象。"前一句是真的,后面的话是屁话。就整体情形而言,我不相信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文化盛世,我不相信出生于近60年来的人们能够真正理解文化的要义,我也不相信出生于近60年来的专家教授学者著述立说是怀有济世之心,我更不相信出生于近60年来的人们会有环境、会有才情、会有悠闲的心境和时间创造文化消受艺术,我不相信。一个敢于对婴幼儿食品下手的、只有现世没有未来的国家,还有资格谈论什么精神坐标吗?再怎样把表面弄得花团锦簇,我不相信。

写《世界古代中世纪史》《中西交通史》的阎宗临先生,1904年出生,1925年赴法国留学,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,1948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历史研究所所长;写《吕氏春秋:兼容并蓄的杂家》的刘元彦先生,1928年出生,1948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;写《古代的希腊和罗马》的吴于廑先生,1913年出生,1935年东吴大学毕业,194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写《文心雕龙注释》《洛阳伽蓝记译注》的周振甫先生,1911年出生,193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,师从钱基博先生;写《明式家具研究》《锦灰堆》的王世襄先生,1914年出生,1938年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,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。

为什么我要说起这几位老先生呢?一来是因为这几位先生大多曾参与编写过大部头的重要学术著作,比如周振甫先生1948年担任钱钟书先生《谈艺录》的责任编辑,该书出版后,钱先生亲笔赠言:"校书者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。此作蒙振甫兄雠勘,得免于大舛错,得赐多矣。" 二是于此同时这几位先生也写作了这几本篇幅不大的书,而且还非常看重这些书,比如吴于廑先生对子女讲过好几次,他自己生平最喜欢的就是薄薄的《古代的希腊和罗马》;三么是我读过这几本书,写的真是好,现在的人是写不出的,篇幅不算大,讲的是关节、经络,无一字废话,不注水,不矫情,一百个字讲得清爽的不会敷衍出二百个字,中文底子实在了得,该透彻该交代的地方,绝对做到位;四是我一直对篇幅不大的书,怀有敬畏之心,想想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《老子》《史记》《山海经》才多少厚啊?想想《世说新语》《诗经》《水经注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才多少页啊?就讲《明式家具研究》,近30万字,好像不算少,但比较其它讲明式家具的书,我看过很多,文字量都比此大多了,还是没有王先生写的好,简直一塌糊涂,真没有办法;五呢他们都是20世纪上半叶出生并学有所成的,这在我看来,就是参照。

所以我现在到书店买书,如果有可能,我一定先看看作者的介绍,20世纪上半叶出生并学有所成的,不会让我失望,往往还会让我喜出望外,因为这些人的学问实在是好,我们不妨想想,什么人可以任《谈艺录》的责编?钱钟书一辈子称赞过几个人啊?去稍微了解一下就晓得了。

我曾经看见过一张老照片,是宋家几个兄弟和他们太太在美国的合影,我对朋友们讲:你们来看看,现在的中国还寻得出这样的女人吗?都穿着旗袍,那种娴静之美,那种派头,是无法形容的。王家卫电影里的女人,相比之下,赛过是街头的小瘪三,张曼玉身上的旗袍,好像是马戏团的行头。没有办法想,土包子进城,再怎么巧取豪夺、出洋镀金、大宅豪车,我们的血统里面早已没了高贵典雅。

其实也不仅是中国,外国也一样,程度不同,而已。几年前,王元化先生读到哈佛大哲史华慈的临终遗言,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,回首刚刚过去的20世纪,瞻望未来世界,内心充满了王国维、陈寅恪晚年的那种文明将倾的悲哀与凄凉:"以赛亚·伯林说20世纪是个很糟糕的世纪,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,21世纪恐怕是文化崩溃的时代"。北岛在其《时间的玫瑰》后记里写道:"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告诉我,20世纪上半叶也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,随之是白银时代。我没接着问,估计现在是废铜烂铁的时代。"[FS:PAGE]

我非常喜欢听古典音乐,这方面与我有同好的朋友,一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,那就是无论是指挥家还是演奏家,二战以后出生的,一个比一个差,无法听下去了。所以,凡是重出老版本,一定是好销,哪怕录音条件很不好,但气息真的不一样。同样是肖邦的14首圆舞曲,Dinu Lipatti 弹的是好,好到离世快60年了,还是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罗马尼亚的流亡贵族。一个朋友讲,别的不管,光凭Lipatti 的长相,天生就是王子,天生就是弹肖邦的。再看看朗朗,招商银行真瞎了眼。人家麒麟饮料午后红茶,实在寻不到形象代言人,做电脑手脚让奥黛丽·赫本复活,也不随便应付。

写到此地,我想起1980年代初,和我父亲每天听苏州评弹、评话,一本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,"密室相会"这一幕,就足足讲了一个礼拜,胃口给他吊足,上海人讲的"肚肠根也在痒",现在想想,这真是享受。我认为这就叫享受。前几日,我对朋友讲,一个"闲"字就可大致领略什么叫享受,比如我现在的状态,其实我一直有事情可做,可以像现在大多数人一样,忙忙碌碌,关键是可以赚到钞票,得到名声,但我不想忙,人生下来不是去做苦工的,有许多机会自觉放弃,钞票赚不到就赚不到,就不想多做事情,听听唱片,看看字帖,翻翻画册,或者就睡大觉、搓麻将,或者叫上朋友喝咖啡聊天。遇到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了,那么就去做做。我认为这就叫舒服,这就叫享受。延伸开来,文化艺术这样的东西,是"闲"出来的,消受它也要有这个命的,中午吃几口盒饭,下午到财务部报销看出纳面孔,担心同事向领导打小报告,明天一早要见客户,生意还不晓得谈得成谈不成,下了班挤地铁,路上买一只汉堡包,赶去大剧院听歌剧,对不起,这种日子我是过不来的。

这些天,我在看清代学者吴吴山的未婚妻陈同、妻子谈则、续妻钱宜,这吴氏三妇合评的《牡丹亭》。《牡丹亭》问世以后,评家蜂起,三妇合评的本子堪称传奇上品,正如孙桐生所讲"真有洪炉点雪、麻姑搔痒之妙。" 这三妇真的是前赴后继,作为男人的吴吴山,是有福之人。当然这些还是小事情,这里面有个大道理可讲,就是做文艺的事情,实在是太需要时间慢慢磨,反复磨,水到渠成,急不得。这磨出来、"闲"出来的一定是好东西。我理解的这个"闲",并不真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,而是一切从自己的内心兴趣出发,不强求别人,不委屈自己。我再看周围的人,交情深浅另说,大多是急吼吼的腔调,天可怜见,这哪里是在做文化、享受艺术和人生,分明是在打仗拼命,连自己享受都做不到,还谈什么济世之心、人文关怀?有时候,我真想劝他们,有这点劲头,还不如去做期货炒债券开KTV,先把养家糊口的事情弄好再讲吧。

阎宗临,刘元彦,吴于廑,周振甫,王世襄,这几位先生一定是深谙慢慢磨、反复磨之道。刘元彦先生研读《吕氏春秋》30多年后才写这本小书,恐怕不是为了评职称拿稿费吧?大玩家王世襄先生,也不会是因为和拍卖公司称兄道弟暗通声气才鼓吹明式家具的吧?为什么这些人不急吼吼?我认为,这些老先生自打年轻时候起就有强大的内心信仰在支撑着他们,也就是说:我现在在做的、也准备一辈子做的事情,是自己深思熟虑选择的,无怨无悔,不离不弃,荣辱不惊,我不眼热别人发财升官,我做不来这个,我只能做我愿意做也乐意做的事情,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,这更是一份值得担当的事业,其中的享受和乐趣是旁人没法体会的,既然有享受和乐趣,那就得在慢慢磨、反复磨的过程中体验。因此,他们是想的清清爽爽、明明白白,所以做起事情来笃笃定定、踏踏实实。这样的话,反过来,我们就能想象和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做文艺像打仗拼命了,尽管这些朋友们嘴上不承认。

9月8日,新一届上海双年展开幕,被指越来越像"庙会",越来越像哗众取宠的"秀","除了有娱乐价值外,内容很空洞。"对于连日来的这些批评,总策展人张晴有点"不解",他表示,办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展难道不好吗?"没人看的时候会挨骂,人气高了又被说庙会。当代艺术的发展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。"张晴强调,双年展一直是一场"人民的双年展",他补充道:"美的形态多种多样,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,如果随意抹杀这些作品,就是在‘质疑这个时代'。" 张晴的言论,每一句都是胡言乱语:无论中外,双年展从来就不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,双年展也从来不属于人民,当代艺术从来就不屑于谈什么"美",如布勒东所说的"美,那是让人笑掉大牙的",当代艺术也从来是以质疑一切为己任的,人们也有不尊重当代艺术的自由和权利,为什么连这些基本常识都不顾了?利令智昏嘛,内心是惶恐的,是着急的,明天在哪里?什么时候崩盘?所以最好就是捞一票是一票了,时间紧啊任务重啊,让细水长流见鬼去吧。以己昏昏,却想使人昭昭,中国当代艺术已是末路狂花。我问一个广州回来的资深记者,三年展如何?回答是:差不多,差不多,都是乱七八糟不晓得在讲什么。别看规模,别看架势,那很可能全是虚张声势,越是没底子的,往往越要大声吆喝,上当还没有上够?我认识的一个艺术院校教授,和我讲他最忙时一星期要策4个展览,没有办法啊老弟,我现在还在基本建设阶段啊,好辰光不多了。我只好宽慰他:当心身体,当心身体。汽油费、奶粉钱、房屋贷款,真作了孽了。我只想问一句:一定要开车子啊?算有钞票了啊?你又不是开兰博基尼。[FS:PAGE]

最近几年,艺术院校吃香的很,报考人数与日俱增,这究竟是什么原因,你知、我知、天知、地知。文化也好,艺术也罢,实在是很奢侈的事情,古来如此,当然,这话在如今好像蛮寒人心的,但却是老实话。想不清爽这点,又或者心存侥幸,霸王硬上弓,当饭碗捧,当生意做,当出路寻,我不相信会有好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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